深度揭秘大龙邮票!这里很多事情连资深集邮爱好者都不知道 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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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揭秘大龙邮票!这里很多事情连资深集邮爱好者都不知道 北晚

  今年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学者赵岳赴英国查找资料,因偶然的机缘在英国邮政博物馆发现了一批重要档案,涉及1877年清朝海关与英国印刷商德纳罗公司之间的往来信函等大量史料,特别是德纳罗公司1877年6月18日向清朝海关提交的42页专题报告。这些档案再现了140年前清朝海关与英国德纳罗公司为筹印邮票的工作交往,理清了大龙邮票发行前的诸多历史细节。

  自从有了电话和手机、互联网,通信是越来越方便。但在古代,通信却极不方便,以至于杜甫有“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之叹,岑参有“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生动描写。官有飞马驿递之制,民有托嘱捎带之俗,构筑起两条各自独立的邮递系统。

  欧洲兴办邮局的时间比我国要早。165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把在巴黎地区开办邮政的物权赐给维拉叶,维拉叶在巴黎设立了“小邮局”,还在街道设立了邮政信箱,每天收取、投递信件。19世纪中后叶,遭到列强入侵的清廷被迫开埠,各国乘机强设“客邮”,风雨飘摇的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风东渐之中,自己的现代邮政呼之欲出。1878年,在的筹备运作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然此非一蹴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酝酿计划、摸索方案的曲折过程,时间跨度更是长达三年之久。

  今年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学者赵岳赴英国查找资料,因偶然的机缘在英国邮政博物馆发现了一批重要档案,涉及1877年清朝海关与英国印刷商德纳罗公司之间的往来信函等大量史料,特别是德纳罗公司1877年6月18日向清朝海关提交的42页专题报告。这些档案再现了140年前清朝海关与英国德纳罗公司为筹印邮票的工作交往,理清了大龙邮票发行前的诸多历史细节。

  鸦片战争之后,多国活跃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为了扩张势力,争相私设“客邮”。面对列强横行,主权受侵,朝野上下呼声颇多,但囿于条件所限,一时未寻得可行之法。同治五年(1866),海关涉足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承办的邮件递送业务,为海关内部及在华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服务。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邮政现代化的帷幕就此徐徐拉开,过程之中最为重要的转折契机,便是轰动一时,被称为“滇案”的“马嘉理事件”。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职员马嘉理(A.G. Margary)在接应英方探路考察队时,在云南边境被当地居民打死,事件震动朝野。围绕着原因调查、善后赔偿、扩大贸易等一系列问题,清廷与英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曲折,险开战端。

  谈判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两国代表,利益较量之中,数度陷入僵局。最终,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成了双方调停的不二人选。赫德于1854年来华,1863年被清政府派任为海关总税务司,其后连续任职48年,任内为清廷创建了税收、统计、港务、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

  赫德在接受调停的委托之后,积极斡旋,希望尽快解决争端。因为他明白,如果双方开战,作为清廷海关英籍雇员的他,即使不被驱逐,也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于是,赫德建议双方到烟台面对面进行谈判。此次危机公关之中,赫德精明凸显,一边静观事态发展,一面积极筹谋自己的计划。

  赫德所盘算的计划,便是将其筹备的“官信局”和“官银号”事项写入条约草案,并计划由他主理的海关总税务司来具体实施。1876年7月2日和3日,赫德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期待:“下午去了总理衙门,主要谈造币厂和邮政局。我真希望这两项计划都能实现”“只要李(鸿章)赞成,(他们)就同意邮政系统和造币厂!”7月5日,赫德将所议节略以“通商章程”为名递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派李鸿章赴天津与赫德具体商讨,并嘱托“信局、银局两层,嘱由敝处酌定”,将赫德提出的“官信局”和“官银号”交予李鸿章定夺。对于建立“信局”,李鸿章无甚异议,7月6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函件表达自己的意向:“送信官局、铸银官局皆泰西生财之法……信局牵涉洋商,似非税务司管理不可……二系威使(威妥玛)所愿办”。7月10日赫德于天津面谒李鸿章时,李亲口允诺:“此节(设立送信官局)可由总税司办理。”

  有趣的是,面晤当日,在得到李鸿章允诺之后,赫德没有表现出欣喜之情,反而透露了自己的隐忧,他对李鸿章坦陈道:“我所拟各条,因恐威大人有不愿商办之处,是以多为设法。”斡旋于中英之间的赫德此时无力地预感到,由海关筹办“官信局”和“官银号”的最大阻力不是李鸿章和清政府,而是他自己国家的驻华公使威妥玛。结果也正是如此,8月21日中英双方正式在烟台展开谈判,威妥玛没有用心于“官信局”和“官银号”,仅在条约文本议定以后象征性地提了一下,致使赫德的设想化为泡影。为何会如此?威妥玛在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中托词称没有安排这两条的适当位置,但愤愤不平的赫德认为:“他之所以反对接受建立造币厂和邮政局的委托,是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使太多的东西——太多的权力落入我的手中!”

  不管怎样,“烟台谈判”中赫德尝试通过条约文件的方式推动海关主理造币和邮政,虽然这两项没有像赫德所期望的那样写入条约,但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赫德推动海关筹办“官信局”的计划得到了李鸿章的应允,海关邮政的发展由此加速。

  烟台谈判后,海关启动向公众开放邮递业务的筹备工作,赫德要求各地税务司为此建言献策,其中以1864年到海关工作的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颇为积极。德璀琳先后在宁波、镇江、淡水、厦门、烟台、天津等地海关任职,任内积极推进中国邮政的开办,后来成了大龙邮票印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1877年3月5日,德璀琳向时任清廷海关驻英国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致函,询问在英国或中国印制邮票的花销。信件送抵英国后,金登干向英国著名邮票印制商托马斯·德纳罗公司(Thomas De la Rue & Co.)咨询建议。德纳罗公司创始于1813年,1845开始为英国政府印制邮票,曾为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服务。

  收到金登干转交的询函后,德纳罗公司于6月8日出具了一份42页的机密报告,详细讲述了邮票的印制工艺、油墨特性以及防伪工艺等一系列涉及邮票印制的技术问题,报告中还附录了12份附件,其中有为推动清朝海关设计的纸张水印图稿、邮票图稿、邮资信封图和信封专用邮资符图稿,这就是“英国方案”——英国设计、英国印刷。

  “英国方案”即刻便通过信函发往中国,10月25日,赫德回函金登干,对于“英国方案”的优劣没有加以评述,但明确表明将会在英国印制邮票。可随后又没有给予下一步行动的明确指示,为此金登干两度发函催问,但一直无果,直至1878年2月24日,赫德电报金登干:“请推迟发出邮票订单。” 中国海关在伦敦筹印邮票以及中国海关与德纳罗的合作宣告失败,“英国方案”也就此胎死腹中。

  其实,在“英国方案”推进的同时,“中国方案”也在积极谋划之中,所谓“中国方案”,就是“中国设计、中国印刷”。1877年3月,德璀琳向赫德致函汇报购买设备在中国印制”的计划:“向英国订购印制邮票的工厂设备,并将印制任务暂时委托造册处负责。……我已呈交各种邮票图案。” 5月,赫德批准了德璀琳的计划。7月初,德璀琳通过金登干与德纳罗公司商讨过邮票印制设备物资的采购问题,但计划遭到了德纳罗公司的打压,德纳罗表示在中国印刷技术难度大,建议先在英国印制,待时机成熟再向中国转产。为了尽可能争取到这项业务,德纳罗公司亦退让一步,声称如果不认同他们的设计,不妨由中方提供设计图,再交德纳罗印制。因此在1877年11月份,德璀琳将中方设计的“蹲伏的龙、凤凰、背驮万年青的大象和宝塔”这4种邮票图样寄往了英国,谋求“英国方案”与“中国方案”的这种融合,即“中国设计、英国印刷”,但随着赫德后来的突然叫停,这种设想也无疾而终。在英国印刷无法落实的情况下,邮票印制方案又折回“中国设计、中国印刷”。

  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函海关造册处代理处长夏德,请海关造册处帮助印制邮票,指示按所提供的邮票样张图样及文字修改,印制面值银三分和五分的邮票各10万枚,颜色建议五分银用黄色,三分银用红色。7月15日,夏德寄给天津的德璀琳500张,共计12500枚面值五分银邮票,并表示其余的邮票将在次日完成,但还需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上胶和打孔工作,这批邮票与7月24日送抵天津,并随后向公众出售。自此,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华丽登场。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1877年12月,也就是赫德同意和德纳罗开展合作的两个月后,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曾与德纳罗之间就标的为“1000 份深绿色硬布封面”的订货有过一次合作,这些“深绿色硬布封面”是法文版《圣谕广训》的精致硬装封面。为什么在筹印邮票的过程中穿插进这次采购,是否是金登干在等候赫德指示期间为稳住德纳罗的权宜之举,与最终邮票的印制没有能合作成功是否相关?谜底暂无法揭晓。

  1877年德纳罗档案为学者赵岳首次在英国伦敦所发现,他在整理、翻译、研究的基础上,辑集成《德纳罗密档:中国海关筹印邮票之秘辛》。这部档案资料除了清晰呈现中国海关为推动筹印而与德纳罗公司的一系列的合作进程外,还涵盖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线索。

  在德纳罗公司关于西方印刷技术的报告中,该公司详细回答了中国海关关于印制邮票成本费用的询函,内容包括了印刷工艺、防伪技术、油墨使用、物资配备、邮戳销盖等系列情况。关于印刷工艺,德纳罗向中国海关介绍了4种印刷工艺(凹版、平版、压花和凸版)的技术手段和特征,并讲解了这些技术的作伪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获得中国海关的青睐,德纳罗将他们的印刷技术的看家本领——改良型的凸版工艺也进行了汇报。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印刷商,德纳罗关注的印刷技术无疑代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这些述之成文的报告为研究19世纪邮票印制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信息。

  德纳罗档案中,收录了一张翻拍的钱币照片和一幅黄色基调的三角形“龙”图,通过对钱币资料的研究,赵岳得出钱币照片为长期存在争议的关平两制银币“中外通宝”照片的结论。“中外通宝”钱币是钱币研究领域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课题,其中一项就是年份断定。目前钱币研究中普遍认为“中外通宝”出现的最早年份为1878 年。而这次“中外通宝”照片出现于德纳罗档案,可将“中外通宝”实物出现的时间提前,即为1877年。另外,通过对比研究及文字记载,“中外通宝”的其他有价值历史信息得以挖掘:“中外通宝”与英国政府特许银行丽如银行存在着某种联系;德纳罗公司在为中国海关设计邮票时把“中外通宝”作为参考,合理地解释了赫德所推崇的“海关印记”太极阴阳图案置于“中外通宝”中央的原因。

  关于德纳罗设计邮票的另一份参考资料——三角形黄底“龙”图,经过研究发现,该图从旗形、龙态以及龙珠的位置来看,是当时大清的三角官旗,系金登干1874年应赫德要求在伦敦制作,用作海关船只标识旗。此后,金登干致函赫德,告知已寄运小旗样品,大旗样品因时间问题没有来得及发运,另有一种正在制作之中,并作简单的可行性分析。德纳罗档案中,金登干提供的图片基本可以认定为赫德认可的设计定稿。

  1877年6月德纳罗出具的42页长篇报告中,随函寄奉了12份附件,德纳罗档案中仅存了其中一份复印件。结合报告的内容及留存他处的资料,《德纳罗密档》整理出了德纳罗为中国海关所设计的几种设计图稿:邮资信封、圆和椭圆两种邮资信封邮资符、太极阴阳图水印图和横竖两向长方形邮票图稿。在邮票的颜色选择上,德纳罗公司指出“黄色,御用之色;红色和粉色,欣悦;蓝色,哀伤;绿色,欣悦;棕色,哀伤”,并在所设计的邮票设计图稿的“英国方案”时,选用了黄色、红色和绿色,并将‘御用之色’的黄色用于最高面值。有趣的是,在“英国方案”无疾而终后,海关印制邮票回归到“中国方案”时,也是采用了这三种颜色,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与德纳罗的建议相关?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在金登干推动“英国设计、英国印制”邮票的“英国方案”时,他于1877年5月22日,曾向德纳罗公司提供过“来自北京的画稿”作为邮票设计的参考素材,而且要求:“方案拟妥,烦将两张小画稿归还。” 23 日再次写信说明:“昨天寄奉贵司的两张小画稿中,各有一个悬浮在中的球体,即所谓‘阴阳’。”通过金登干信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自北京的画稿”的特征:共计两张,图幅不大,图案中间各有一个“阴阳”符号。

  由于金登干要求德纳罗公司退还这两份画稿,故而德纳罗1877年中国档案中没有相关留存信息。那么画稿的庐山真面目究竟何样?赵岳提供了一种解读:“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即为“赫德画稿”,且为德纳罗设计邮票的母稿。

  赫德去世后,曾有遗集留存,邮学界习惯将其中的“双龙戏珠”和“龙凤戏珠”的两幅图稿称为“赫德画稿”。由于尺寸较大,用途不明,其作用长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赫德画稿”与邮票无甚关系,由于无面值和发行国名,图案过于精细,色彩繁杂,尺寸偏大,无法用作印制邮票的蓝本,推测画稿出自洋人之手,图案截自欧洲代印的中国钞票。随着1877年德纳罗中国档案的发现,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赫德画稿”与德纳罗公司设计的邮票图稿存在相似的核心元素:第一,德纳罗在邮票设计及纸张水印中采用太极阴阳图案,正是赫德要求体现的“海关印记”;第二,“赫德画稿”与德纳罗设计稿“中心图案结构”基本一致;第三,金登干致德纳罗信函中对太极阴阳图中阴阳位置的修改要求“阴面应该朝上”,与“赫德画稿”构图相符。再结合金登与对“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的描述,可以确定“赫德画稿”即为德纳罗设计邮票的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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